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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衛榮:今天我們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一):東方主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9 次 更新時間:2019-08-22 23:57:16

        進入專題: 東方主義   香格里拉   藏傳佛教  

        沈衛榮  

          

           3月底,受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邀請,我遠赴紐約參加一項國際性佛學研究獎助計劃的學術評審活動。其間有幸與評審小組的其他成員一起,接受主持這項學術活動的密西根大學教授小唐納德·S. 洛佩茲(Donald S. Lopez Jr.)先生和他的夫人增澤知子(Tomoko Masuzawa)教授的邀請,去他們在紐約的新居做客,面對著窗外哈德遜河如畫般美麗的夜色,賓主共進晚餐,其樂融融。洛佩茲教授是當下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藏傳佛教學者,也是美國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領域內的一面大旗;而同為密西根大學教授的增澤太太,則以十分前衛、犀利和有洞察力的理論建樹稱名于學界,其學術名望絲毫不遜色于她的丈夫,同樣是美國宗教學界很有影響力的大牌學者。她的著作《追尋夢幻時分:尋求宗教的起源》(In Search of Dreamtime: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Religion)和《世界宗教的創造或曰,歐洲的普世主義是如何在多元主義的語言中被保存下來的》(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Or, How European Universalism was Preserved in the Language of Pluralism)等,都曾是美國學界受人稱頌的名著。

          

           這樣輕松愉快的聚會本來不是討論嚴肅學術話題的好時機,可畢竟能見到洛佩茲先生的機會十分難得,我最終還是忍不住開口和他討論起了那個由他最早引出來的話題,即“我們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他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們:藏傳佛教與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出版整二十周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為此專門推出了這本書的二十周年紀念版,其中附有洛佩茲新作的序言。 我對當年初讀這本書時所受到的巨大震撼和頓悟式的啟發至今記憶猶新,不料彈指間已經二十年過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同樣也是增澤女史的學術粉絲。二十年前,她曾專門著文對暢銷小說《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創造的那個烏托邦理想——“香格里拉神話”中所蘊含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思想,作過極其深刻的理論反思和尖銳的政治批判。她的那篇鴻文《從帝國到烏托邦:〈失落的地平線〉中的殖民主義印記的抹消》(“From Empire to Utopia: The Effacement of Colonial Markings in Lost Horiz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Fall 1999, pp. 541-572)我曾捧讀再三,其言辭之犀利和理論之精深曾令我擊節嘆賞、佩服之至。它和《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樣,對我理解西方的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以及它和西藏、藏傳佛教研究的關聯,具有特別深切的啟蒙意義,給了我很多學術的和理論性的啟發和激勵。

          

           洛佩茲和增澤伉儷無疑都是極具創造力的天才型學者,他們分別在各自專擅的行業內銳意進取、筆耕不倦,幾十年如一日,至今都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但他們依然還在不斷地開辟新的學術領域,開創新的學術理念。二十年來,我持續不斷地讀到他們一本又一本的新著,每每斬獲新知和啟發,但心里最忘不掉卻還是那本《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不知不覺間,我心中也滋生出了一個揮之不去的“香格里拉情結”,如今可算得上是一位相當資深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了。回想二十年前,洛佩茲“我們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的呼聲振聾發聵,一時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激烈的爭論(《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出版后,美國宗教研究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很快就組織了國際性的學術專場研究會,會后還編集了那場專題討論會的評論集,參見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9, no. 1 [2001], pp. 163-213);二十年來,這樣的爭論不絕于耳,至今依然時有所聞,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雖然時移勢遷,我們對“香格里拉”的認識已經不斷地被賦予了新的視點和內容,但我們依然必須時常捫心自問:“今天的我們依然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

          

           看起來,習慣于開學術風氣之先的洛佩茲夫婦,或早已經不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他們對我等依然津津樂道的這個舊話題顯然不復有往日的那份激情了(洛佩茲當年聲稱“這本書并不是在囚牢的墻外寫成的,它也沒有擁有一把可以讓人逃離[囚牢]的鑰匙”,見1998年版,13頁; 但在他為出版二十周年紀念版新寫的序言中,他基本上沒有討論“香格里拉的囚徒”這個主題,見2018年版的二十周年版序言)。不過,洛佩茲先生十分肯定地對我說,他對他當年提出的“香格里拉的囚徒”這個觀念至今沒有任何的疑慮,他相信二十年后的今天“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不但沒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其數量還在不斷的增長之中。他的這本舊書二十年后并沒有過時。

          

           我告訴洛佩茲先生,我敢說眼下我們中國已經是這個世界上“香格里拉的囚徒”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了。在二十年前的中國,“香格里拉”作為一個名稱或者一個概念,均遠非家喻戶曉、人人明白。但在今天的中國,它卻絕不僅僅是一個人人向往的旅游觀光勝地,而已經是一個在中國人生活中產生重要影響的物質的和精神的雙重存在了。隨著中國在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香格里拉”這個本來虛無縹緲、若隱若現的世外桃源,已與全中國人越走越近,成為他們物質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個無法規避的真實存在了。

          

           聽我這么一說,洛佩茲先生和其他在座的朋友們看起來多少都有點將信將疑。中國人對香格里拉(西藏和藏傳佛教)的認識和看法在這前二十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足以令我們自己瞠目結舌,不敢回望,更何況對于像洛佩茲先生這樣基本只能依靠西方媒體的報道和說法了解中國現狀的西方人呢?在晚宴的這個短時間內,我很難把我自己對這一個于過去二十年間發生在中國的“香格里拉現象”的觀察和思考很好地組織起來,并用比較簡單但又具有說服力的事例和語言告訴他們,與他們分享和交流。

          

           必須承認的是,我雖然早已經被“香格里拉之魅”擊中,但從來就不是一位“香格里拉神話”的研究者。閱讀和體會洛佩茲《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書是我嘗試“祛魅”的開始,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屈指算來,我對“香格里拉”的關注和思考已歷二十余年之久(關于我早年對此問題所作的一些相關的觀察和思考,見拙著:《尋找香格里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不得不說,二十年確實不是一個短時間,細細思量,可察見世人對香格里拉(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看法,已于不知不覺間發生了許多的變化。同樣,我自己對“香格里拉神話”的認識和批判也處在一個不斷改進和加深的過程之中,于此,我愿將自己近期新獲的一些粗淺的觀察和思考表達出來,以受教于洛佩茲先生,以及廣大與我一樣關心西藏和西藏文化的“香格里拉”的粉絲、“囚徒”或者批評者們。

          

           大家知道,“香格里拉”(Shangri-la)是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  1900-1954)發表于1933年的一部暢銷小說——《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虛構和創造出來的一個烏托邦式的世外桃源。1933年的歐洲正處于二戰前夕,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黑云壓城城欲摧。飽受了一戰兵燹禍害的歐洲百姓,惶惶然若驚弓之鳥,他們懼怕再受戰火災難,渴望能生活在一個歌舞升平、喜樂自在的世外桃源之中,于是,一個集聚自然之富美、文藝之喜樂和精神之自在于一體的位于東方的“香格里拉”便隨之應運而生了。不言而喻,香格里拉不過是歐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想象和創造出來的一個子虛烏有的烏托邦。

          

           本來,香格里拉雖然被定位于東方雪山峰巒之中的“藍月谷”(Blue Moon Valley),但它不但與藏傳佛教徒們自己創造和尋找中的理想國——“香巴拉”(Shambhala)毫不相關,后者通常也只在有成就的佛教上師們禪修所得“凈相”(dag snang)中顯現,而且也不見得真與約瑟夫·F. 洛克(Josef F. Rock, 1884-1962)筆下的云南漢藏邊境地區,特別是納西的民族風情,有任何直接的關聯(關于洛克在云南所做民族學調查的詳情,參見斯蒂芬妮·薩頓:《苦行孤旅:約瑟夫·F. 洛克傳》,李若虹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可是,在西方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背景下的東方想象中,希爾頓虛構的這個“香格里拉”卻給他們“想象西藏”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腳本,并由此途徑而漸漸地將西藏全盤香格里拉化了。洛佩茲的《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借助了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先生的“東方主義”理論,對西方想象西藏和藏傳佛教的歷史過程,以及它對現實國際政治、社會的影響進行了生動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告訴讀者,西藏從來就不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主題”,而是一個西方幻想的對象,而這個想象出來的“虛擬的西藏”(virtual Tibet)對于當下西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都有著十分特別和巨大的影響。在西方,西藏不是一個具有自己的歷史以及獨特的社會構成和文化傳統的現實存在,而僅僅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它是一個由西方人、為西方人設計和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式的、超現實的存在。有時西藏被理想化為一塊凈土、圣地,是集聚人類一切智慧的寶庫,一個完全奉獻給佛教實踐的田園牧歌式的社會;有時西藏又被妖魔化為一個充滿了各種迷信、巫術的地方,一個中世紀的腐朽和罪惡的淵藪,一個令人厭惡的瘋狂剝削和壓迫農奴的神權政體。不管是理想化,還是妖魔化,總而言之,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刻板印象的流行,均表明西藏絕對不是一個真實的、現實的存在,它只不過是一個被幻想的對象。

          

           洛佩茲以薩義德式的犀利的批評手法,對西方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一貫的東方主義式的想象和誤解做了精彩的描繪和入木三分的批判,成功地揭露了西藏何以一直被西方人當作一種神話式的超現實存在的原因,并通過對西方想象西藏的歷史過程的分析,揭示了隱藏在今天的西藏被徹底地香格里拉化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刻的西方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這種“神話西藏”現象對于今日之世界政治和國際社會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至少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西藏可以說是整個西方世界的一個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他者”,西方把西藏想象成為一個理想社會,一塊由神王(god-king)統治的人間凈土。在他們眼里,西藏人酷愛自然、綠色、和平、和諧,他們生來就平等慈悲、發心利他,視世間萬物皆如夢如幻、也不為利衰毀譽等世間八風所動,一心只想著早日獲得出世的解脫,所以,西藏天生就是一個人人渴望擁有的綠色環保、智慧、慈悲、和平、幸福和非暴力的和諧社會。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可以作為治療所有后現代社會種種弊端之對治,和作為它們的楷模來追尋和效法的理想社會,這個當代的人間香格里拉,卻正遭受著“外來邪惡勢力的侵略”,這令西方人無法容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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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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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20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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