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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陽:我們家和清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75 次 更新時間:2019-08-21 20:14:39

        進入專題: 清華大學  

        賀陽 (進入專欄)  

          

           一個月前,母親的清華大學同學張其錕來電話,說是清華的一些在校生準備利用暑假采訪清華的老校友,搞一個“口述清華”的系列采訪錄;母親被列為采訪對象之一。張叔叔傳來采訪提綱,共有7個問題。其中包括:“您在清華上學期間,印象最深的建筑是什么,為什么?”“給您留下最深印象的名人、名師是誰?”“經過幾十年的工作實踐,您覺得學校哪些東西對您后來的發展影響最大?”……

          

           來家里采訪的團隊從大一到大三共7人,4男3女。這些“九零后”的少男少女們多數是學工科的,學理科和文科的各有一人。這幫孩子格外認真,老太太雖然記憶力大不如前,但還是盡其所能回答晚生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事后老太太請這些清華的小校友們在我家對門的“九頭鳥”共進午餐。

          

           看著這一幫朝氣蓬勃的“九零后”,看著94歲的老母親在這幫孩子們的圍繞中侃侃而談、認真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我的思緒不禁回到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清華大學,回到了我和我的家人在清華園里經歷過的那些既平凡又不凡的歲月……

          

           我們家最早與清華“結緣”的是母親。

          

           1946年5月,母親到了張家口解放區。當時的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后改為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在跟她談話時,要求母親回北平打入大學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根據劉仁的指示,母親回北平后分別報考了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

          

           燕京大學先發榜,母親入讀教育系。那時我的姥爺已經失業多年,母親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沒有來源,在燕京那所教會學校難以久留。恰好一個多月后清華大學發榜,清華是國立大學,學費伙食費全免,于是母親轉學到清華社會系。在燕京學習工作的那一個多月,母親認識了在新聞系就讀的父親,當時父親是中共燕京大學地下黨南系黨支部書記。

          

           到清華后,母親跟潘梁、程法毅(陳英)和孫仲鳴在一個黨支部;孫仲鳴是支部書記,其余3人是支委。他們一邊學習,一邊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作為一個窮學生,母親除去學習、工作,還要不停地打工掙錢“養活自己”。為了那點日常生活費,她通常每晚都要給系里抄寫兩三個小時的材料,還給社會系教授費孝通的小女兒做家教……

          

           雖然各種社會工作和打工掙錢占據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但是憑著小學、中學打下的底子,母親的學習成績依然相當不菲。在按照黨組織的指示競選校學生會常務理事時,競選團隊熱衷于拿母親的學習成績好說話:他們不知從哪里查到母親各科的考試成績,大張旗鼓地對外“宣傳”;還特別拿母親“符號邏輯”——這是金岳霖教授開立的與數學有關、被認為比較難學的一門兒課程——考試得100分的業績四處“炫耀”……學習工作之余,母親還積極參加各類社會活動,她是女排校隊的隊員、“大家唱”合唱團的團員……

          

           在校期間,每當同學們罷課上街游行,都是母親去找梅貽琦校長通報情況。母親至今還常常說起:她去找過梅校長多次,梅校長從來沒有責備過她,總是二話不說,立刻驅車進城去和當局交涉、盡力保護自己的學生;母親有時還順便兒說到他們系的潘光旦教授:每逢遇到這事兒,潘教授總是呲兒她們——又罷課游行,就不知道好好上課!

          

           1948年暑假,母親和經濟系的同學趙斌假扮姐弟,一起回滄州解放區參加學習。原定8月20日返回北平,19日晚間接到通知:當天國民黨在北平的報紙上公布了準備抓人的黑名單,母親名列其中。組織上決定讓她留在解放區,趙斌叔叔自己返校。

          

           母親在清華的那兩年,開始住在古月堂,那是一個古建庭院,作為女生宿舍的平房并不多,沒有暖氣,冬天要靠火爐取暖。一年后母親搬到一個叫靜齋的女生宿舍,一直住到離開清華。我們全家后來去看過古月堂和靜齋,它們都不算大,住不了多少人——可見當時清華學生尤其是女生的數量實在是不多,跟今天的清華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父親曾在清華工作了近兩年。

          

           父親最早接觸清華,是在母親轉學后不久的1946年底,那時他和母親已經確定了戀愛關系。父親從燕京走到清華,沒有幾步路;有時晚了不回去,父親就借住在母親的黨支部書記孫仲鳴叔叔的宿舍……

          

           1977年底,母親當年的中央黨校同學甘英(劉仁夫人)跟母親說,劉仁早年在莫斯科學習時的老同學劉達調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想調一些老同志去“撥亂反正”,不知老曲(我父親)愿不愿意去。

          

           經過幾年父親戲稱的“老鼠搬家”,那時我們全家已有3人陸續離開了新疆:母親和我在河北廊坊,妹妹在青島,只剩父親一個人在新疆。父親是個曾經“犯過錯誤”、受過處分的人。

          

           那是在中央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之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在黨校舉辦區、地、縣三級領導干部學習班,說是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認真總結前一時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總結中要切實貫徹毛澤東提出的“三不”原則(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裝袋子),讓大家敞開思想、大膽講話、向黨交心……在“三干班”講課時,父親談到大煉鋼鐵、大躍進和大辦人民公社運動中存在的一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問題,提出需要在認真總結的基礎上吸取經驗教訓……不想這些講法觸犯了有關“三面紅旗”的“戒律”,在受到多次批判之后,父親被定性為“犯了反黨反三面紅旗性質的錯誤”,撤職降級、下放南疆“搞社教”……

          

           十幾年后父親如果能夠調入清華、離開新疆回到北京,我們全家當然是求之不得;可是母親又擔心父親的“錯誤”還沒有平反,檔案袋里那厚厚的黑材料會成為調動的障礙。也許是因為甘英阿姨這位老戰友夫人的推薦,也許是因為劉達這位老同志自己也曾犯過和父親類似的“右的錯誤”,他并沒有把父親的那些“錯誤”當成一回事,父親檔案中的那些黑材料也沒有引起清華黨委的過度“敏感”。父親順利地被調入清華大學,擔任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兼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1978年是我們家的幸運之年。當年2月,父親從新疆調回北京;3月,妹妹從青島對調回京;4月,我以父親身邊無子女之名從廊坊調回;5月,“斷后”的母親從廊坊調到中央黨校工作。回顧往昔,我們全家一致認為,這個“老鼠搬家”巨大工程的第一功臣是母親,多年來要讓全家離開新疆回到北京的期盼,在母親的艱辛努力下終于如愿以償了。

          

           父親剛到清華時,我們住在荷花池附近的一個招待所里。很快分到了住房——南一樓1門301號。那是正對著清華南門的一座較新的樓房,周圍沒有任何遮擋,視野很開闊。我們住的“小三間”雖然不算大,但是挺舒適。母親到住在我們后邊的老同學、化工系黨委書記滕藤家串門后,說滕家的房子跟我們的一樣,但他們家的人口比我們多,還有一位常年臥床的老母親……相比之下,我們一家4口住在那里,算是相當寬松了。當年清華校慶那天,母親請返校的20幾位老同學到家里聚會,大家都羨慕我們家的房子——那可是剛剛粉碎“四人幫”不久的1978年啊!

          

           我去過父親在清華工字廳的辦公室,可以說簡陋得不能再簡陋了。據說當時的黨委副書記胡啟立、汪家鏐等的辦公室,也都比較簡陋——顯然,今天這種遍布全國各個角落的攀比闊綽奢華之風,當時在清華還沒有落腳之地;當然,那時在眾多的黨政機關也都沒有落腳之地……

          

           妹妹回京后,由母親的黨校同學欒蘭玉阿姨安排到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圖書館工作。那個研究生院當時就在北京林學院的院兒內,妹妹從我家里騎車去上班也就是10分鐘的路。經中學同學張江民介紹,我成了北京市科協的一名科普工作者,在北京天文館附近上班,離家也不遠。回到北京不久,我們家幾個人的工作就全部“落停”。

          

           我因工作也同清華打過一些交道。

          

           我到北京市科協工作時,恰逢全國科學大會剛剛開過不久。當時自告奮勇分管科學和教育的鄧小平在那個大會上指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大會上提出新興科學技術的八大領域……我到科協科普部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這“八大領域”的科普宣傳。我分別找到這些領域的著名專家,為他們舉辦專場報告會。從找專家、與他們商洽講題,到訂會場、印票發票,再到接送專家、主持報告會……這一系列瑣事都是我的工作。還好有在農村和工廠多年的歷練,這些工作對我來說,實在都算不了什么。

          

           我遇到的唯一難題,是“新材料”這一課怎么也找不到合適的講課人。母親知道后,給他的老同學、清華教務處處長李傳信打了個電話;我找到李叔叔,他給我推薦清華的一位老教授李衡德——我現在已想不起當時李教授是哪個系的了——我又去李教授家里拜訪。談話中我發現李教授的確是材料科學方面的資深專家,遺憾的是他說什么也不愿意出山作報告,我軟磨硬泡、好說歹說,最后總算把他說動了……

          

           1986年12月,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在武漢召開第三次全國金融改革試點城市座談會,當時任職北京市體改辦的我和人民銀行北京分行行長盧學勇出席了會議。回京后我向市長陳希同作了匯報,并提出北京市展開金融體制改革的建議。根據陳希同的指示,我們給國家體改委和人民銀行總行寫報告,申請將北京市列入全國金融改革試點城市;不久我們的申請獲得批準……

          

           不知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的黨委副書記吳棟從哪里得知我在抓金融體制改革,1987年4月的一天他找到我,請我去給他們經管學院的老師和研究生講一次金融改革。我推辭不過,只好應承下來。自從1979年底父親調離我們搬家,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去清華了。我去講課的那天,一進清華南門,發現在我家住過的南一樓前面,不知什么時候又建起一座“南零樓”,我們住過的那個單元再也沒有往日那種毫無遮擋、視野開闊的好運了……

          

           那天聽我講課的老師和研究生大約有六七十人。我從改革國有專業銀行的體制、發展多種金融機構、構筑金融市場和改善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等幾個方面講述了當時國家和北京市的金融體制改革,并回答了老師和同學們的提問……

          

           清華園是母親學習和戰斗過的地方,是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是我們全家回京后第一個“小窩兒”的所在地。清華曾經給我們家的命運帶來轉折,給我們初返京城的生活帶來溫馨……我們全家都由衷地熱愛清華!我們永遠忘不了清華和清華園!

          

           2018年8月8日

          

        進入 賀陽 的專欄     進入專題: 清華大學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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