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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劍雄:我們應從抗日戰爭中吸取什么教訓?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62 次 更新時間:2019-08-21 00:51:33

        進入專題: 抗日戰爭  

        葛劍雄 (進入專欄)  

           人們正以各種形式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總結和認識抗日戰爭的勝利對當時、今天和未來,對中國、日本和世界的意義。日本政府對這場侵略戰爭的認識和態度,防止軍國主義復活。

           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中日關系,中國的統一,亞洲的新格局,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最應該做的還是要反思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和戰爭前后的作用,考慮中國自己如何吸取這場戰爭的教訓,如何自強,如何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日本政府至今沒有對這場侵略戰爭作過深刻的反省,沒有承認應負的罪責,沒有向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做過像樣的道歉,也沒有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做過必要的賠償。

           更有甚者,在日本國內始終存在著一股不小的軍國主義法西斯勢力,包括政界要人在內的一些人一直在千方百計歪曲歷史,隱瞞真相,洗刷罪行,美化戰犯。這有日本內部的原因,也有戰后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對日本管制不力、對軍國主義勢力鏟除不凈甚至變相扶植等方面的外部原因,但作為日本侵略戰爭最大受害者的中國的態度和政策也是值得檢討的。

           照理,中國既是五大國之一,又是戰勝國的主要一方,是日本的近鄰,在對日管制、追究戰爭責任、審判戰爭罪犯、索取賠款、保證戰后和平等方面應該有很大的發言權,發揮主要作用,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僅唯美國的馬首是瞻,而且連起碼的要求都放棄了。這固然與中國的實力其實遠遠夠不上“大國”,因而在不少方面起不了作用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蔣介石當時最關心的并不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如何維持他的專制獨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又長期處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敵視、封鎖和包圍之中,海峽兩岸劍拔弩張,對日本的關系受到這一形勢的嚴重制約。對戰爭罪犯的審訊不僅是為了追究他們個人應負的罪責,更重要的是為了揭露軍國主義的真面目和日本侵略戰爭的真相,但在東京審判草草結束后,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也形同虛設,連日本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茨大將也被宣判無罪,連同其他260名戰犯一起匆匆遣返回國。

           的確有一些得到寬大的日本戰犯受到感化,認識了自己的罪行,用實際行動促進中日友好,但卻都留下了長期的惡果。既然中國政府承認他們無罪或只有幾年徒刑的輕罪,他們就不會深刻反省侵略罪行;既然連岡村寧茨這樣罪大惡極的元兇都被宣告無罪,地位在他之下的戰犯就更有理由為自己開脫罪責了;既然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不久,侵略罪行人證物證俱全的情況下沒有作出全面、詳盡、具體的揭露和審判,迫使日本正視自己的罪行,又怎么能指望在事過50年后日本政府和犯有戰爭罪行的人能自覺認識呢?

           退一步說,即使因為出于當時的特殊情況,要對戰犯中某些人實行寬大,也應該首先徹底調查他們的罪行,按法律量刑,然后再加以特赦,豈能將他們的侵略罪行一筆勾銷或任意縮小?

           輕易放棄戰爭賠款是中國對日政策的重大失誤,既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意愿,也無助于促使日本認識其戰爭罪責。用侵略手段造成了其他國家的損失,作出必要的賠償是完全應該的,這是國際公理和國家關系的慣例。受過日本侵略的亞洲各國都已經向日本索取賠款,或保留了這樣的權利,為什么受損失最慘重的中國就要放棄呢?

           日本應該賠償,老實說,即使它賠上了多少個億,也絕對補償不了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巨大損失,成千萬的生命是金錢買得到的嗎?由這場罪惡的戰爭而造成中國的落后和倒退豈是金錢所能彌補的嗎?其次,日本并不是賠不起。如果說在戰爭剛結束時,為了顧及日本人民的生存,暫緩一下索賠是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那么,到了7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經濟大國之后,就根本沒有這方面的理由了。

           有人認為,賠償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而戰爭的罪責不應由人民來負。這話貌似公允有理,實際是站不住腳的。國家和人民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一個國家進行侵略戰爭,主要責任固然應由統治者負,但國民擁護他們、順從他們,至少是容忍他們,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當年日本究竟有多少人反戰?多少人為結束這場戰爭作過斗爭?又有多少人卷入了戰爭?作為一個國家和國民反省戰爭責任的具體行動,承擔一點賠款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而且,賠款的數量對日本來說是完全能夠承受的,根本不會影響它的經濟發展。德國在戰后對賠償的態度是積極認真的,它至今還在為受害的猶太人作出賠償。正因為如此,德國人民對戰爭責任的認識比日本人深刻得多,而德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并沒有因為賠款而放慢。

           還必須指出:中國與日本間的戰爭賠款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當年蔣介石提出“以德報怨”,放棄賠款,是出于一黨一人的私利。當時中國沒有民主政治,人民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蔣介石的決定根本代表不了中國人民。

           從道義上說,日本政府更應該主動尋求妥善解決戰爭賠款的辦法。至于中國的個人或團體向日本政府索取應得的賠償,是任何人也無法剝奪的權利,中國人民的政府是一定會全力支持的,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政府和人民也一定會同情和支持的。

           正確對待歷史的前提是正確的歷史事實,因此必須徹底揭露、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劃清侵略和被侵略的界限。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和人民正視歷史,才能迫使少數頑固堅持軍國主義立場的人認罪。但有人片面理解中日友好,擔心多講侵略罪行會刺激日本人民,損害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

           這樣的擔心毫無理由,因為已經認識了軍國主義本質的人不會受到什么刺激,不了解歷史真相的年青人能受到教育,而對至今仍然持錯誤立場的人刺激一下又有何不可?對日本政府首腦和政治家來說,如果連這點“刺激”也受不了,又怎么會認識戰爭罪行,承擔侵略罪責呢?

           為什么德國的領導人能多次訪問當年的集中營和受害猶太人的墓地,主動接受“刺激”,日本領導人的神經就那么脆弱呢?美國和英國之間、歐洲一些國家之間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但相互間從不諱言歷史上的爭端和戰爭,更不容許混淆是非。如果為了所謂的友好而不敢談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那兩國之間連平等都談不上,還能有什么友好關系?也有的人怕影響日本的投資和貿易,這更不成理由。

           投資不是無償援助,貿易也是雙方互利的,中國固然需要日本的投資,日本也需要中國這個市場。何況在商言商,做生意考慮的是經濟利益,有錢賺的事影響不了,賺不了錢的事也求不成,與我們講歷史真相又有多大關系?

           我們應該宣傳即使在戰爭期間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也沒有中斷,但同時也要實事求是地說明,這樣的事例在當時畢竟只是少數,大量存在的是慘無人道的暴行。我們也應同情戰爭期間日本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但同時要立場鮮明地指出,其根源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本身。

           對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受害者、日本孤兒的同情只能以譴責戰爭罪行為前提,只能以同情中國成千萬戰爭受害者和孤兒為前提。出于外交禮節對日本天皇的尊重,是建立在他正視歷史、承認日本侵略責任的基礎上的,絲毫不應影響對以往天皇所犯戰爭罪行的揭露和清算。

           出于統一戰線的需要和本著向前看的精神,對一些曾經或多或少效力于日本侵略者、出賣民族利益的人寬大為懷,不究既往,不等于就能抹煞歷史,顛倒是非,更不能容許美化漢奸,某些文藝影視作品、回憶錄、傳記歪曲歷史的傾向應該引起注意。總之,我們自己如果不堅持歷史事實,就等于放棄了向日本討回公道的權利。

          

          

          

           抗日戰爭的勝利,當然是中國人民以數千萬人的鮮血和生命、難以計數的財產損失換來的成果,是全民族在反抗侵略的大旗下團結起來,不屈不撓奮斗的結果。不過,要是沒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沒有反法斯戰爭的全面勝利,盡管最后的勝利必然會屬于中國,但戰爭的進程會更艱難,戰爭的時間會更漫長,中國人付出的代價會更加慘重。

           我們不必、也不應該諱言這樣的歷史:

           當日本侵略軍炮轟北大營時,關東軍對東北軍并不擁有整體上的優勢;當他們在蘆溝橋發動進攻,在上海挑起戰火時,中國并不是沒有備戰的時間和力量;盡管中國有過平型關、臺兒莊、昆侖關的輝煌勝利,但往往比侵略者付出了高得多的代價;雖然中國保住了大后方,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但大多數失地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才收復的。

           在全國軍民浴血奮戰的同時,認賊作父的,充當漢奸走狗的,“曲線救國”的,“吃摩擦飯”的,以外敵作籌碼的,發國難財的,茍且偷生的,戰后為自己洗刷的,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的,雖然總是極少數,但人數并不少。相比之下,日本人中為中國和盟國效力的,公開或秘密反戰的,消極對待或逃避戰爭的,比率要低得多。

           我們還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

           作為當年戰敗國的日本,早已在廢墟中崛起,經濟實力不僅已執亞洲牛耳,而且已躋身世界前列,成為“西方七國”不可或缺的成員。作為民族象征的天皇依然存在,日本式的民主政體趨于成熟,除了北方四島外保持了領土的完整,還要染指歷來屬于中國的釣魚列島。憑借強大的經濟后盾,在聯合國的影響日益擴大,并能問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對付阪神地震這樣不可抗拒的天災時,日本人所顯示的不僅是富厚的物質基礎,而且是驚人的精神力量。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至今還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雖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權,卻常常只能用之于投棄權票;人均國民產值不僅遠低于日本,而且還有數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以至只能將“世界第三”視為洋人設計的荊棘桂冠。

           在“以德報怨”地放棄了數百上千億的賠款之后,不得不為數億元的貸款看日本人的白眼,為一筆小小的援助大唱“中日友誼”的贊歌,對一批并沒有真正承認戰爭罪責、吸取歷史教訓的日本政要一相情愿地“向前看”。

           我們更要想想未來:

           再過50年,當我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100周年時,中國人能不能與日本人過同樣水準的生活?中國與日本能不能真正和睦相處?中國能不能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和政治上與日本平起平坐?

           100年前開始的日本侵華戰爭,在50年前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但勝得勉強,勝得慘痛。50年前開始的競爭今天還在進行,但日本明顯占了上風。50年以后,中國能不能打贏另一場“戰爭”?

          

          

          

           一些國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往往非常全面,古今中外、天時地利一概不漏:封建統治的影響,反動政權的腐敗,一窮二白的基礎,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地理環境的不利,自然資源的匱乏,天災的頻繁,龐大而素質不高的人口,等等。由此得出的結論當然只能是:中國以往的落后事出有因,今天的落后情有可原,將來的落后在所難免。

           但是在日本的事實面前,這一切論據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且不必說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如何強盛,日本人又曾經如何唯中國馬首是瞻,就說實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至多只能說與中國在同一起跑線上,并沒有什么優勢可言。日本未嘗沒有歷史的包袱,同樣受到過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日本的門戶也是被外國的軍艦打開的,也曾與外國簽訂過不平等條約,并讓外國人享受過治外法權。

        當時日本國小民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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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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