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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志浩:雍雍穆穆俞榮根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20 次 更新時間:2019-08-20 08:42:09

        進入專題: 俞榮根   法政學人  

        謝志浩 (進入專欄)  

          


           中國法政學人系列講座是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2014年講的是賀衛方和陳有西,兩位先生對中國法治進步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賀衛方先生研治西方法律思想史,實際上呢一直把中國和西方相對照,總想把西方的理念運送到中國,不時發現西方的理念“水土不服”,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陳有西先生是當代中國一位大律師,陳有西所代表的律師群體對中國法治進步的推動作用,有目共睹。

          

           2015年的講座想向幾位法文化學者汲取智慧。2015年2月12日講俞榮根先生,以后陸續講梁治平先生、許章潤先生還有廣西南寧的一位“隱者”——魏敦友先生,通過聊幾位先生與諸位分享法學地圖的一點心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本人伴隨著“文化熱”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最先進入閱讀視野的法學家應該說是梁治平先生。梁治平先生當時在《讀書》雜志發表了系列文化隨筆,這對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學生影響非常深遠。那個時候,梁治平立意發現中國法文化的性格,也想摒棄斗爭哲學、激進情緒和意圖倫理,但,依然流淌著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況味。

          

           那時候的閱讀存在著很大偏弊,類似于“自我屏蔽”,“選擇性遺忘”與“選擇性記憶”交互影響,呈現著強烈的“選擇性閱讀”取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很少有學者從比較客觀比較理性的視角看待中國傳統看待中國法文化。俞榮根先生就是鳳毛麟角的一位,可是,“選擇性閱讀”遮蔽了雙眼,俞榮根先生沒有及時進入閱讀視野當中,不存在反常之處。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國學”熱,隨著傳統文化熱,中國文化出場,俞榮根先生才慢慢進入閱讀視野。閱讀原本是為了擴展視野,不過,由于“斗爭哲學”作祟,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知不覺走上了“兼容并包”的反方向。現在想來,二十世紀中后期在反傳統的喧囂中讀到俞榮根與楊景凡先生合著的《論孔子》、《孔子的法律思想》,定將視為反動腐朽,必欲除之而后快。

          

           流淌著全盤西化、喧囂而躁動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俞榮根先生依然沉潛書海,深入發掘和梳理中國法文化。現在看起來,俞榮根先生才是研治中國法文化當之無愧的先行者。一段時間以來,大家公認梁治平是中國法文化的開拓者,實際上,這是選擇性遺忘與選擇性記憶兩種張力交互影響生成的結論。梁治平先生確實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知識結構正在建構、尚未定型大學生的閱讀取向,往往會影響一生。

          

           俞榮根先生頗具儒雅氣度,謙遜低調,1982年以來工作崗位三次變動:西南政法學院——重慶市社科院——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不改學者本色。俞榮根長期在中國學術文化“邊陲”——重慶工作,加以沒有采取慣常的“順勢而為”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逆風飛揚”,頗多不合時宜之思,因此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風尚不相契合。話說回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俞榮根先生假如離開中國學術“邊陲”前往北京工作,能否在“文化熱”反傳統的喧囂和躁動中頂住壓力進行學術上的“發覆”,也就不得而知了。

          

           俞榮根出生于浙江諸暨,具有北方美男子的氣概,濃眉粗目。諸暨底蘊深厚,名人輩出,諸如中國四大美女之一——西施,曹洞宗的開山祖師唐代高僧良價禪師,畫家王冕,“文藝理論家”姚文元。現今,諸暨流傳著一句話——中國法學界的“父子雙雄”,指的就是俞榮根與公子俞江。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叩門而入,江浙一帶得天獨厚成為中國新文化的樞紐。單就法學而言江浙涌現了沈家本、董康、孟森、余棨昌、丁元普、夏勤、何思敬、樓桐蓀、范揚、吳經熊、梅仲協、錢端升、盛振為、孫曉樓、潘念之、章淵若、楊兆龍、陳朝璧、徐朝陽、阮毅成、李浩培、倪征日奧、陳守一、費青、周枏、芮沐、王伯琦、盧峻、陳盛清、吳傳頤、韓德培、龔祥瑞、周子亞、樓邦彥、韓忠謨等杰出法學家。燦爛群星照夜空。

          

           諸暨近代誕生了兩位教育家,一位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何燏時,近代留日學生多從事革命運動,何燏時190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采礦冶金系獲得工科學士學位,乃中國留學生日本正規大學畢業第一人;還有一位擔任過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何東昌。何東昌1941年入西南聯合大學,除了北洋大學短暫的教書生涯,何東昌與清華大學淵源頗深,一直在教育口,做到教育部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思想解放作風開明,當代蔡元培之譽。教育口主事者何東昌對劉道玉很不放心,1988年五十五歲的劉道玉校長開啟了退休生涯。

          

           諸暨這個地方出哲學家。追求林徽因的那位哲人——金岳霖先生老家就是諸暨,不過金先生出生于湖南長沙。哲學家馮契先生也是諸暨人,馮契先生公子馮象是當代中國一位重量級的法政學人,馮契先生門生——華東師范大學楊國榮教授也是諸暨人,楊國榮心中馮契先生既是恩師又是鄉賢。

          

           諸暨這個地方還出一些“武人”。諸暨“宣”姓較多。黃埔軍校學生被開除的很少,黃埔一期宣俠父就是其中一位。宣俠父是一位軍事奇才深入研究過持久戰,宣俠父夫人把宣俠父所著《論持久戰》帶給延安的毛潤之。

          

           抗戰勝利后擔任淞滬警備司令的宣鐵吾與宣俠父同屬黃埔一期,據說是位鐵腕人物。宣鐵吾過生日邀請齊白石先生赴宴作畫,齊白石先生來到宴會上鋪紙揮毫,一只水墨河蟹躍然紙上,十分傳神,眾人贊不絕口,宣鐵吾喜形于色!不料齊白石先生筆鋒輕輕一揮——看你橫行到幾時,書贈鐵吾將軍,宣鐵吾內心不悅拂袖而去。

          

           諸暨還出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俞秀松先生出在諸暨,俞秀松先生還是共青團創始人,新中國成立時團中央書記馮文彬也是諸暨人,很有意思。殊勝因緣,俞榮根與俞秀松是諸暨次塢鎮老鄉。俞榮根小時還叫次塢中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了紀念先烈俞秀松,次塢中學改稱秀松中學。

          

           經亨頤先生是位開明的教育家,曾經擔任浙江一師校長,浙江一師在新文化運動中非常有名。1919年10月俞秀松與夏衍等同學創辦《浙江新潮》志在改造社會,浙江一師學生施存統寫了一篇《非孝》發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惹出了大麻煩,引發“浙江一師風潮”。衛道士視《非孝》為眼中釘肉中刺:儒家文化乃忠孝所系,施存統居然提倡“非孝”,簡直亂倫非法成何體統!補充一句,施存統的公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俞榮根生于1943年1月,這一代人時運不濟受到文革影響因而大器晚成。百年中國學術地圖第四代,“法治三老”—— 郭道暉、江平、李步云生于“九·一八”前后。楊玉圣教授將張思之與郭道暉、江平、李步云并稱,因此有了新提法——“法治四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出生的朱蘇力、鄧正來、梁治平、賀衛方則是百年學術地圖的第五代學人。

          

           百年中國學術地圖如何安排俞榮根先生這樣的人,說是第四代吧,年歲比第四代小一輪;說是第五代吧,年歲又比第五代大一輪,俞榮根處在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間,早年描繪學術地圖時本著“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往往把俞榮根這個年齡段的學人“四舍五入”歸入第五代。現今也不能說錯了,但,多少有些不妥,也許稱之為“第四代半”更為合宜。

          

           2012年7月28日“國歷圖書”新書發布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本人上臺發言時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不好安排1942年出生的王學泰先生在百年中國學術地圖的位置。抗日戰爭期間出生的學人與王學泰先生相仿的還有錢理群、周振鶴、俞榮根、葛劍雄。錢理群生于1939年,周振鶴生于1941年,王學泰生于1942年,俞榮根生于1943年,葛劍雄生于1945年。一出生就趕上抗日戰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小學趕上“鎮反”、“三反”、“五反”;初中趕上反右;高中趕上“三年自然災害”——低指標瓜菜代老頭老婆死得快,俞榮根典型反映了這代人的際遇。

          

           這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錢理群196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周振鶴1963年畢業于福州大學礦冶系,王學泰196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葛劍雄1964年高中畢業后接受師資培訓,俞榮根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

          

           確切地說,錢理群、周振鶴、王學泰、俞榮根、葛劍雄五位學人屬于百年中國學術地圖“第四代半”。“第四代半”夾在第四代與第五代之間,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問題的關鍵,一代人屬于歷史的“夾生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那時的教育充斥著“左”的東西,“左”到極致——極左。毛潤之治國理政講究政治掛帥,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新中國離開政治運動便會失去前行的動力了。新中國成立不到二十個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偉大領袖”修改審定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意在引發大規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歷史是貫通的,新中國有著一以貫之的思路,出爐不到二十個月便不失時機地發動“洗澡運動”,就是為了與舊社會、舊教育、舊思想進行徹底切割。

          

           1943年出生的俞榮根兵荒馬亂之際得以存活算是命大;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之間中原逐鹿,子彈在頭上飛,茍活于亂世之中。1949年迎來新中國,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本應有很大的建樹,事實卻并非如此。

          

           俞榮根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小學生,1956~1959年讀初中,1959~1962年上高中,1962~1967年大學期間趕上文化大革命。俞榮根是接受十七年完整教育的一代學人。1949~1966年“十七年”教育領域究竟是一根紅線還是黑線專政?回顧所來徑,走出文革會看得更為清晰。

          

           十七年新中國一大特點便是政治掛帥,機緣巧合,“第四代半”趕上了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運動,“運動”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主動還是被動,無一例外都要參加“運動”,一代人烙下了政治的印痕。信奉斗爭哲學,喜歡政治站隊,善于政治投機,一代人體現的非常突出。

          

           俞榮根念到初二爸爸不幸去世,家境每況愈下。一位媽媽拉扯六個孩子,不難想見生活之艱難,俞榮根上學遇到了困難。俞榮根體恤母親下定決心退學。楊文青校長聽說之后,一次又一次帶著同學和老師進行家訪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絕不讓一個同學掉隊。俞榮根原本是一個很好的讀書種子,看到師長和同學愿意讓自己歸隊,于是咬咬牙接著讀書。1962年俞榮根考上北京大學,楊文青先生雖然不再擔任校長,拿出微薄的工資幫助俞榮根,俞榮根內心深處涌起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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