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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劍濤:超越經學,回歸子學:現代儒學的思想形態選擇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44 次 更新時間:2019-08-20 00:46:04

        進入專題: 經學   子學   儒學  

        任劍濤 (進入專欄)  

           提要:儒學現代發展落定在經學形態的兩個理由,一是儒家經典的政治權威性,二是經學曾經發揮的政治整合作用。這兩個理由既有事實依據,也有內在限制:它符合經學的歷史真實,但它與儒學的現實處境相左。子學更有利于儒家的現代發展。從儒學的創制與傳承上看,正是相與詰難的諸子學,給予原始儒學以巨大的思想活力;從儒學漸趨衰頹的史實看,正是儒學耽于權力的利用,明顯喪失了思想活力與理論創造力。處于多元的現代社會,儒學必須與權力相疏離,與經學偏好保持距離,堅持子學進路,激發思想創造。這樣才能在激烈競爭的思想市場中占據前沿位置,具備融匯各家理念的超級思想能力,并且為中國的現代轉軌提供精神動力,引導現代中國人的健康生活。

           作者/ 任劍濤,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原載/《文史哲》2019年第4期,第15-27頁

          

           重建經學的儒家吁求,已是“大陸新儒家”的標配。如果說是服務于經學史的書寫,那么它完全具有其歷史確當性。如果說這樣的呼吁是配合儒家現代形態的建構,那么就需要探問究竟。這樣的探問,并不是質疑研究者提出相關主張的權利,那是研究者自主決定的事項,而是要檢驗這類主張的確當性,以及它在實踐上可能產生的效應。這里所謂的實踐,并不是政治-政策意義上的,而是儒學發展意義上的。采取經學形態或是子學形態,對儒學的當下發展是一個不可小覷的事情。如果真正試圖為儒學的現代命運著想,激發儒學在現代背景下的思想活力,選擇子學形態,可能比選擇經學形態,更有利于儒學的現代重建。

          

           一、問題的提出

          

           需要先行區分幾個概念:經學,就是儒家由官方立為一尊,有政治權威支持,有學術經典捍衛,將經典權威與政治權威融為一爐之學。子學,就是在先秦諸子處于“百家爭鳴”局面,儒家僅是一家,它是諸子之一子,故其理論形態曰子學。現代儒學,是現代學問進入中國之后,立于儒家價值的學問體系,也稱儒家之學。國學,嚴格說來是中國在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之際因普遍擔憂而出現的學術理念,不僅包括儒學,也包括諸子學,還包括傳統醫學、傳統科學以及相關傳統的種種學問。就此而言,國學亦可稱之為隸屬中國的國家學問,用以區分來自西方的學問,后者被稱之為“西學”。

           在現代背景中論及中國傳統學問,涉及兩個關聯方:一是中國自己,一是作為參照系的西方。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學問的?簡單說來,有一個從欣賞到蔑視的轉變。在西方人眼里,中國的傳統學問,在評價上歷來存有兩個極端:一方認為中國文化乃是活生生的文化形態,足以給當下生活的人們,尤其是西方文化中人以啟發;另一方則認為中國文化乃是落后,甚至死亡了的文化,不過是一種歷史遺產,雖給人啟發,但不足為訓。

           從西方這個關聯方來看,它提示人們,如果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的現代學術均有研究,并由此確立起一種比較的眼光,循此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會對中國傳統學問的所得與所失了然于心,因之確立一種理性、客觀的審視進路。因為兩相比較,中國傳統學問的優勢顯而易見,但同時需要看到中國傳統學問轉變、升華和現代轉型的必然,所以比較視野是非常重要的。據此不必在或取國學、或取西學間二者擇一。

           中國人自己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國學或者儒學,需要區分兩個不同人群的態度。在學理形態上講,儒學、經學、子學這些劃分,是儒學中人才會注重的傾向性選擇。因此,論及儒學,對其究竟采取經學還是子學的形態,是一個儒學內部才需要清理的“圈子”問題。而在一般意義上,儒學,無論是經學還是子學,都只是國學的組成部分,是中國人傳統認同的對象,是中國人文化血脈的一部分。今天研究儒學,或取經學進路,或取子學進路,都是想嘗試引導中國的現代生活,幫助人們樹立確當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因此,不同圈子,各有其理,但在影響儒學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角度看,則需要明辨可否。

           從中國這個內在關聯者來看,將中國文化的歷史處境及其貢獻,處理為專家致力闡釋與國人僅需了解的兩種認知態度,讓中國傳統文化既在經典價值與知識上得到很好詮釋,又在大眾傳播中擁有廣泛受眾。尤其是對儒學來講,作為中國傳統精神文化核心組成部分的思想體系,更需要對它的觀念形態與學術形態加以準確把握,以促使它獲得更深厚的社會土壤、更健康的現代發展、更廣泛的文化傳播。就此而言,儒學現代發展究竟是取經學形態還是子學形態,就有了更多的辨析理由。

           探析現代儒學究竟應當落定為經學形態,還是坐實為子學形態,對于儒學的現代發展,是一個關涉儒學,進而關聯國學現代發展狀態的重要問題。在一個多元現代的處境中,究竟是推崇儒學之作為子學的活力,還是注重儒學之作為經學的政治權威,實在是一個需要審慎以對的問題。在相關主張者的眼中,兩者都是可以激發儒學現代活力的研究進路,但稍加分析,經學推崇者和子學主張者的儒學重建效果,是很不相同的。

          

           二、儒學形態辨別:子學退隱與經學凸顯

          

           從歷史與現實關聯的視角看,儒學是取經學形態還是子學形態更有利于儒學發展,是一個難于不加分析便明確給出答案的問題。因為在儒學發展的古典歷史階段,確實是經學之儒延續了儒家的價值觀念、社會活力與政治權威,但從現代背景出發,是否能繼續維持儒學的經學形態呢?作出肯定回答的理由是,儒學的生命力正在于經學。但給出否定答案的人會指出,在一個多元現代背景中,只有自覺地將儒學定位在子學的形態上,才可能占據現代發展的思想前沿位置。如果僅從儒學研究的偏好上看待兩種主張的去取,二者絕對相持不下。因此,深探悠長的儒學歷史,審視儒學的現實處境,方可凸顯儒學的恰當形態選擇。

           從歷史上看,儒學是全面主導中國古代社會的完備性學說。從古代社會的貫通性上看,儒學從觀念世界到生活世界,發揮著全方位的影響。由此呈現出生活儒學與觀念儒學兩種形態。從相關性上講,古典儒學不僅全面影響社會上層人群的精神生活,也會全面影響社會下層民眾的生活方式。而在儒學直接影響社會的視角看,生活儒學對顯示儒學的完備性學說性質可能更為重要。今日人們看到,儒學的學理爭辯在大眾那里幾無反響,但舉旗儒學的大眾行動卻具有強烈的社會影響。

           生活儒學中較具觀念自覺特色的是倫理儒學。孔子所強調的孝和弟體現為兩種日常倫理:善事父母叫孝,善事兄長為弟,可知儒學原不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外。即便在古典政治世界中,儒家所重視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也是將家庭倫理、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高度整合的倫理體系。儒學是內置于日常生活的規范,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生活儒學、制度儒學、價值儒學等形態,顯示了儒學發展的豐富性與多面性。

           觀念形態的儒學自具其特點。觀念儒學在歷史縱向度與權力攸關性上呈現出兩種基本類型:一是疏離國家權力時期的原始儒學,二是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的儒家經學。原始儒學,在形成背景上,是“學在王官”變化為“學在民間”,在思想創制上,當時儒家是在百家爭鳴、相互攻訐的思想市場中,力辟諸家之學,自證確當之論,才成就了一家獨尊的儒家思想體系。子學時代在諸家思想競爭中縱橫捭闔的儒家,雖然后來走向了經學,但儒家之所以具有吸納諸家的思想能力,確實與子學時代的思想歷練具有密切關系。

           儒家之學的經學地位,是與國家權力直接而全面結合的結果。從經學所具有的兩個基本意義來看,經學是專研上古文化重要典籍以為人確立人生法則,同時又為社會政治生活奠立基本規則的學問。據此斷言經學始自孔子,也有其理據,但從經學為國家聚集正當性資源和制度化模式而言,經學肯定不自孔子始,而只能始自國家權力對古代經典的政治升格,也就是將古代經典升格為國家統治合法性的依據。就此而言,經學是從秦朝確立起始點的。秦朝官方設立《詩》《書》博士,可謂經學的正式誕生,而“漢承秦制”,以“霸王道雜之”的政治建制嘗試確立長治久安之策,因此對經學所可發揮的古典意識形態功能高度重視。由此正式確立起儒家經學的傳統。漢代經學有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今文經強調儒家經書的政治屬性,古文經強調儒家經書的史學屬性。經學發展到宋代,開創了經學的宋學傳統,特點就是對儒家經書進行哲學解釋。不論今古文之爭還是漢宋之爭,其實都是圍繞儒家經典從哪個側面更有利于發揮古典意識形態功能的分歧,它們都擁有與國家權力緊密勾連的古典意識形態屬性。

           經學有三個輝煌時期:一是漢代,二是宋明,三是清代。三次輝煌各有特點:漢代是經學與權力結合最為緊密的時期,同時又是儒家全面介入國家權力的初試牛刀。宋明時期的經學,已被人指認為借由經學闡揚理學,但無論是朱子理學還是陽明心學,都崇奉儒家經書,差別只在儒家經典的“讀法”而已。這樣的爭論,在“尊德性”一方露出禪意,在“道問學”一方顯出空疏。“于是元、明二代成為經學史上的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便乘之而復興”。只不過有清一代,專制高壓,經學在思想上不再有什么突破,到了晚清,經今古文之爭才再次讓經學放射出時代光彩。

           1905年,科舉考試被清政府終結,依托于科舉而興盛的經學研究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儒家經學的生命難以為繼便在情理之中。民國早期,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毫不諱言地強調“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在關乎本論題的理解上,這句話可以被解讀為,看一部中國歷史,最后才發現儒家倫理確實是不中用了。那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西方學習。因此,必然開啟兩扇大門:一扇是批判儒學的大門,另一扇是學習西學的大門。開啟前一扇大門,意味著對儒學的“痛打落水狗”。經學不再成為中國的主流學問,含義有二:一是儒學不再可能與國家權力直接而全面結合起來,不復再有高居廟堂之上的榮光;二是儒學試圖維持經學形態,只能在極少數思想性人物崇奉儒家經書,為中國文化探尋出路的單純意義上作出嘗試了。

           但時變世易,曾幾何時被人認為絕對不再可能重現輝煌的、被打倒的“孔家店”,會遇上百年未有的再生契機。中國人在治窮的情況下忘記了治愚,國人的價值觀念、智力水準、思考能力,明顯處在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極不相稱的悖謬狀態。在治窮過程中幾乎失落的價值關懷,開始重回中國日常生活的現場。在重尋國家價值定位的時刻,激進主義不再具有號召力,自由主義處在多重夾擊之下。因此,只有保守主義具有發揮價值重建功能的寬松空間。“大陸新儒家”堅定主張,改善中華民族困窘的精神現狀,有效提契國人的困頓精神,一要教人聚財之道;二要教人追尋美好生活,確立儒家美德倫理;三要訓導國家權力,以《春秋》公羊學治世,以求實現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理想。后者正是傳統經學的典型進路。因之,隨“大陸新儒家”而起,經學重建的吁求高漲起來。

          

           三、經學還魂?

          

           “大陸新儒家”中人一般持有經學立場,但各自的進路相當不同。如按周予同的經學三分來看,因應于今文經立場的大致是其中的“康黨”,因應于古文經立場的似乎是其中的“錢黨”,近期又有所謂“章黨”的浮現,古文經學復加革命沖動的理路是清晰可辨的。康、錢、章三種進路,都具有一種自覺的抵制經學中的宋學路數的顯著特點。“康黨”“錢黨”均明確認為像港臺海外新儒學的那種“宋學”進路將儒家經學應用于政治生活的活力窒息掉了,而讓儒學日益成為一種書齋學問。這是他們強烈呼吁重建經學的學理緣由。

        “大陸新儒學”的儒家價值立場特別強,也特別具有排斥性。他們非常看重現代儒學的“判教”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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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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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文史哲》2019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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