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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象:人間災難——紅色高棉的強制烏托邦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360 次 更新時間:2019-08-19 16:26:40

        蕭象  

           蕭象:人間災難——紅色高棉的強制烏托邦

          

           20世紀的國際共運史,紅色高棉是令人最不愿直視卻又無法回避的一章。這個東南亞叢林中走出的政黨,在奪取政權后的三年零八個月間,為搭建“通往共產主義幸福天堂的階梯”,推行一整套激進的極端革命政策,制造出一場駭人聽聞的階級滅絕——用暴力手段大規模消滅異己,使100多萬人(關于大屠殺死亡數字,眾說紛紜,一般認為100萬是可以接受的估計)死于非命,而整個國家當時僅700萬人口。這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驚人規模的人口死亡,堪稱20世紀最大一宗人道災難。也正是因此,使得紅色高棉很快就失去政權,并最終走向覆亡。紅色高棉慘無人道的暴政讓共產主義運動蒙上一層猩紅的陰影,使人們對這一運動本身所具備的某種理想和表現出的悲壯而抱有的同情,得以消解。在血腥的現實面前,人們不能不感到極大的困惑,需要追問——紅色高棉何以會如此?階級滅絕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善良的愿望導致相反的結果,而美好的理想變成了人間地獄?

           紅色高棉即柬埔寨共產黨,它是柬共的代名詞。柬埔寨共產黨,脫胎于越南共產黨領導下的印度之那支部,正式成立于1960年,其最高領導層主要由一批留學法國的知識精英所組成。

           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對那些充滿內憂外患、要獨立求解放的的民族國家的確具有強大的理論功效。但移植于柬埔寨這樣的國度,似乎顯得水土不服。柬埔寨地廣人稀,土地數量遠遠超出農民的種植需要,并有大量森林可供墾殖利用,農村的貧富分化程度普遍較低,且高棉民族以佛教立國,95%的國民信奉佛教,性情平和,溫順安分,這就使得革命思想的傳播和組織發展相當緩慢。至1965年柬埔寨全國黨員2000人,即便到了1970年紅色高棉擁有的游擊武裝也不過4000人,遠不足以對政府構成威脅。

           然而,歷史面貌常常為一些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所塑造。1970年3月18日金邊一場突發的政變,改變了柬埔寨的歷史進程,給紅色高棉的崛起帶來了轉機。親美的朗諾-施里瑪達集團藉政變而上臺執政,廢黜了親王西哈努克。在中國的策劃和幫助下,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成立了有紅色高棉參加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以此對抗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紅色高棉就此從地下走上地面,具有了某種合法性。波爾布特、英薩利等為代表的紅色高棉掌控了統一陣線的實際權力,雖說西哈努克擔任著陣線主席,名義上由他在領導民族解放斗爭。憑借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這一組織招牌和西哈努克在國內擁有的巨大威望和號召力,紅色高棉得以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在這一過程中,地緣政治因素尤其是越南共產黨所起作用不可忽視。柬埔寨東鄰越南,北越軍隊常以柬埔寨邊境叢林為據點,與美軍周旋,并將“胡志明小道”延伸到柬埔寨境內。西哈努克出于地緣政治的考量,對北越軍隊的行為及其借道予以默許,惹惱美國,美空軍為追擊北越軍隊而越界轟炸柬埔寨邊境,激發柬埔寨反美民族矛盾。紅色高棉以反美民族矛盾獲得號召力。西哈努克落難,北越亦不失時機地施以援手,提出愿意提供軍事支持,幫助西哈努克重新奪回王位,親王自是求之不得。而北越真正援助的當然是屬于同一意識形態的紅色高棉。

           得此天時地利,紅色高棉數年之間勢力大增,武裝力量數量上很快超過了政府軍。于是,在美國撤軍越南,宣布放棄對柬埔寨金邊政府援助之后,紅色高棉于1975年4月17日占領首都金邊,奪取了全國政權。柬埔寨由是進入史無前例的紅色高棉時代。

           占領金邊的當天,“安卡”(柬語,意為“組織”,柬共一直處于秘密狀態,內部以“安卡”相稱,直到1977年柬共才公開)即頒發了一道令世人瞠目結舌的“空城行動”命令——要求全體居民,無論男女老幼病殘,一律撤離市區,疏散到農村,給出的理由是美國飛機即將來襲。而背后的動機卻很復雜:一是沒有城市管理經驗,擔心暗藏的敵特搞破壞,索性一鍋端,將所有人一并撤到鄉下去;更深層的動因是,城市被視為產生資產階級罪惡的淵藪,消滅城市不僅可消滅城鄉差別,也鏟除了資產階級賴以生長的土壤。

           人們被迫離家出城,以為真如“安卡”所言幾天之后即可返回,殊不知,這一去卻是渺無歸期,對很多人而言,更是走向了永無歸途的死亡路。新華社記者楊木在《采訪紅色高棉》一書中寫道:“公路上橫七豎八地躺著男女老少,有的歇息后還能再走,有的一倒下就永遠起不來了。有的家庭走著走著就失散了,到處都是尋人的凄厲叫聲。”“越到后面越凄慘,那些‘安卡’少年兵用槍托趕著人走。‘安卡’見到電視機、電話機就砸,把沙發也用刀劃破后拆散,說是‘砸爛封建,打倒資本’。”不出數日,人口百萬、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滿目狼藉一片死寂的空城。

           不只金邊,其他城市也同樣復制了“空城行動”。就這樣,紅色高棉執政伊始所作的第一件大事,竟是把柬埔寨變成了一個沒有城市的國家。

           緊隨其后,紅色高棉推行了一整套國家革命與社會重構的激進政策,它們包括:一、施行無郵政、無貨幣、無商品的“三無社會”;二、建立集體合作社,開展“超大躍進”;三、婚姻由“安卡”作主,實行配給制;四、沒收私人財產,取消私有制,等等。

           這樣的社會變革政策,任意一條,把它展開來看,不是顛覆社會文明秩序,就是違逆人性人道,全都表現出對現代文明社會的反動和倒退。如取消貨幣,沒有商品流通,社會只能退回到以貨易貨的原始階段;沒有郵政,人們無法通信聯系,同時也關閉了寺院、學校、醫院、圖書館,禁止擁有收音機,社會的信息流通和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被隔斷,整個國家成為完全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

           又如,實行集體合作社。按照性別和年齡,社員分別被編入不同的“勞動營”(男子營、婦女營、青年營、老年營),實行“戰斗化、軍事化”管理,在“安卡”人員監督下,從事艱辛的勞作與農活。不僅超強度勞動(每天勞動時間從最初的10小時到后來的15.5小時),還不能保證每日三餐,忍饑挨餓是常態,很多人因此而死亡。而由于男女分營,各處一地,夫妻難得一見,即使見面,亦必須經得批準,且6歲以上的孩子需與父母分開,另入少年營,加上改家庭“單食”為集體食堂制,使得家庭名存實亡,處于解體狀態。

           取消私有制,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主張,但一般表現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上,而紅色高棉則更趨極端,更具特色,不僅生產資料,包括生活資料在內的私人財產也一并實行公有。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戒指等私人財產,一律沒收之外,連炊具和糧食也全部上繳集體充公。結果,紅色高棉壟斷了全部社會財富,人民變得一無所有,成了衣食行住全得仰賴“安卡”供給的奴隸勞動者。

           另一項駭人聽聞的行動也在有計劃地同步展開。這就是清除異己的大屠殺。屠殺始于占領金邊之日,從最初的所有與前政府有關的官員、軍官、警察、士兵、公務員,到后來的一般教師、醫生、護士、職員、商人、業務員,凡是受過一點教育有點文化的,甚至只要戴眼鏡、會點外語的,全都名入殺戮之列,在劫難逃。柬埔寨全國原有正規醫生6000多名,劫后余生僅46人。很多人靠假裝不識字和隱瞞身份才得以幸免于難。20萬華裔華僑和2萬越僑,作為潛在的異己者也慘遭屠殺。當前政府的敵對分子和受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這些公開的敵人與異己者被清除之后,殺戮之劍便指向了自己內部。

           1976年柬共中央以“美國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滲入我們內部”、“隱藏的敵人在內部破壞”為由,開始對組織內部進行清洗。柬共最高領導層,十三人中有五人在清洗中被處決。各地方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 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干部和軍人的清洗,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自己人。金邊南部一所代號為S-21的監獄,就是專門用來關押審訊黨內敵人,僅此一處就處決了至少14000多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屬。而各地仿照S-21而建的集中營就有196處。除了所謂的內部敵人,一批被懷疑故意偷懶和搞破壞的普通百姓,在清洗中也橫遭禍害,命喪黃泉。

           就這樣,紅色高棉采用大規模處決、強迫過度勞動、蓄意饑餓和虐待等方式,從1975年4月到1979年1月,在3年零8個月的統治期間,致使100多萬人死于非命。對只有700萬人的小國寡民,如此驚人規模的人口滅絕,實在超出了人類的想象邊界。這種殺人如麻的嗜血屬性,在紅色高棉寫滿“血”字的國歌中可見出一二:“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斗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斗要求而噴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紅色高棉喪心病狂的血腥屠殺不僅激起民眾的強烈怨憤,也令柬越關系急劇惡化。1978年12月25日越南以屠殺越僑為由出兵柬埔寨,很快便于79年1月7日攻占了金邊,紅色高棉就此土崩瓦解,失去了執政權。這一天柬埔寨人民稱其為“大屠殺逾越日”,也就是大屠殺的終結日,并作為國家節日而永為紀念。民心向背,于斯備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紅色高棉,其興亦勃,其亡亦忽!

           20世紀人類所發生的各種大屠殺中,或是因為種族沖突,或是因為政治沖突,或是因為宗教或部落沖突,而紅色高棉的大屠殺,既非種族沖突,也非完全是政治沖突,更非宗教或部落沖突,而是族群內部的自我殘殺,讓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邁克爾▪曼在《民主的陰暗面》一書中分析認為,紅色高棉的大屠殺“可能比強迫改宗或政治滅絕謀殺意圖更為明顯,”是“有預謀的對整個社會階層的大規模殺戮”,“大多數受害者被界定為階級敵人,”因而稱其為“階級滅絕”。階級滅絕為左翼政黨所專屬,它是階級斗爭的極端表現。

           如同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之有希特勒,蘇聯黨內大清洗之有斯大林,紅色高棉之階級滅絕,也是因有波爾布特。波爾布特1925年生于柬埔寨北部的一個殷實家庭,少時曾出家為僧,1949年從金邊技術學校畢業后留學法國,在左翼思想影響下,接受共產主義洗禮。1952年歸國,1962年成為柬共總書記,執掌柬共長達35年。

           雖然波爾布特留學法國,在巴黎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但對其革命與政治生涯真正產生深刻影響的,乃是東方的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有較強的中文聽說和閱讀能力,通讀了毛澤東全部的軍事著作,對毛澤東思想嫻熟于心。他秘密或公開到訪中國多次,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次是1965年,波爾布特在北京見到了鄧小平、彭真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陳伯達、張春橋等中共“秀才”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等理論,而康生傳授的“鏟除內奸”學說,尤為波氏心領神會。

           更為重要的另一次是1975年6月21日。紅色高棉奪得政權不久,為取得革命建設和鞏固政權的“真經”,波爾布特再度來到北京,見到了毛澤東。會見中毛澤東對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革命表示肯定,說:“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你們基本上是正確的。”并就政體建設問題,以中國國內還存在著“兩條路線斗爭”和“資產階級法權”為例,談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必要。此前,毛澤東還向在北京的英薩利推薦了張春橋、姚文元所著《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波爾布特表示:“毛主席同我們談路線斗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帶戰略性的問題。今后我們一定要遵照你的話去做。……我們在黨內也進行學習。我們注意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我們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直到取得最后勝利。”

        波爾布特的毛澤東思想影響,顯而易見。建政之前,從武裝割據到農村包圍城市,復制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建政之后,集體合作社,男女老少分營,戰斗化、軍事化管理,集體食堂,取消商品,在在隱現中國1958年的痕跡,連“大躍進”的名稱也一并照搬(當然往前更可追溯到蘇聯源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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