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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擎:開放的象牙塔——知識市場與學院教育的良性互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46 次 更新時間:2019-08-18 07:36:08

        進入專題: 知識市場   學院教育  

        劉擎 (進入專欄)  

           在互聯網技術迅速普及的20多年間,出現了許多知識生產與傳播機制的創新,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變革浪潮。所謂“知識付費”現象只是這股大潮中最新的波濤,有人為此興奮,也有人深感憂慮,更多的人或許憂喜參半。初看起來,知識付費開拓了一種新穎的知識傳授渠道,以非常有效的市場化手段提供知識產品,滿足了大眾的求知需求,這是知識付費值得稱道和鼓勵的創新。但深究起來,許多懷疑和憂慮并非沒有理由。最常見而尖銳的質疑之一關乎知識自身的品格:在知識付費浪潮的沖擊下,知識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是否還能得到保障?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是否會越來越屈從于市場邏輯的宰制而走向庸俗、“墮落”?諸如此類的聲音不只表達了批評態度,而且根植于影響深遠的批判理論傳統,尤其需要認真對待。

           然而,批判理論本身并不享有免于被批判的特權,如果將它視作理所當然,反而會錯失其最初蘊含的洞見,最終陷入陳詞濫調式的教條。“市場邪惡論”幾乎與“市場萬能論”同樣偏頗而可疑。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更具歷史與時代敏感性的視野中,勘察與評估知識付費現象及其批評觀點。本文就此做出一些初步的探討和思考。

          

           知識自主性的神話與現實

          

           希臘哲人柏拉圖曾對“知識”(episteme)與“意見”或“信念”(doxa)做出重要而著名的區別。自此之后,無論是否接受柏拉圖的哲學思想,也無論對知識做出何種定義,知識被普遍認為具有特定的品質或滿足特定的標準,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見解、觀點、想法或信念。知識由此獲得了獨特的價值和權威,而知識的生產和傳授需要依賴特定的知識體制(episteme regime)來獲得其信用保障:經過特定訓練的具有資質的人群,依據一套原則和程序來展開,其成果必須達到知識共同體共享的合格標準。現代知識體制的典型就是學校與研究機構。由于知識的生產和傳授要求特定的準入門檻,知識事業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獲得了高于一般意見的權威。

           與此同時,知識被視為有價值的——不僅對于人類發現真理具有內在價值,而且對技術發明、經濟發展、政治治理與社會繁榮等具有可兌現的功用價值。這些重要的價值使知識獲得某種特權,在相當大的程度得以主張具有免于外部干涉的正當理由,無論這種干涉來自政治權力、市場需求或者大眾意見。

           因此,知識成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社會空間。在流行的“象牙塔”比喻中,知識生產與傳播被視為遠離塵世、高尚純潔、受人尊敬而仰慕的事業。然而,“象牙塔”是一個神話。近一個世紀以來,從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批判理論到后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析(尤其是福柯對知識/權力的研究論述),都揭示了知識生產與傳播從來不是單純自主的,而總是涉嫌與各種權力與利益的復雜糾葛。就此而言,那種簡單判定“知識付費”就是知識走向墮落的主張,似乎是在執著于守護知識“女神”從不曾存在的貞潔。這并不是嚴肅的知識判斷,雖然語出驚人,卻無助于爭取和維護知識事業的自主性。

           在另一面,所有對知識生產的批判論述仍然是“知識體制”內部的作業,也并未撼動社會大眾對于知識權威的信奉與遵從。所有現代社會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承認知識事業的自主性,都肯認知識的價值。知識仍然享有獨特的權威。

           我相信,存在正當的理由來維護知識事業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借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術語來說,知識(學術)是一個獨立的“場域”(field)。知識活動的評判標準、規范原則和文化資本應當首先是由場域內部自主生成和決定的。他多次告誡,知識場域可能受到外部(包括權力與市場)的影響而威脅本身的自主性。在此尤其相關的是,布迪厄對“受限生產的場域”(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與“大規模生產的場域”(field of large-scale cultural production)所做的區別。他指出,“大規模文化的生產領域,服從于占領最大可能市場的競爭規律,而與此相比,受限生產的場域傾向于發展其自身的產品評價標準”。所謂“受限生產”是一種面向“生產者群體”的生產,對知識場域而言,就是學術共同體內部的知識生產,其作者與讀者是專業同行。而“大規模生產”是面向“非生產者群體”的生產,主要讀者處于作者同行的共同體之外,允許了更多的外在力量的滲透,使得知識場域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自主化程度也相應降低。

           但與此同時,布迪厄對完全超脫或者全面介入的知識分子都持有懷疑的態度。因為知識的自由——成為獨立自主的知識活動,并以獨立于外部干涉的方式展開實踐——無法在知識場域內部實現,而是取決于知識與社會世界的關系。這意味著知識場域不可能、也不應當與外部世界脫離隔絕。恰恰相反,維護知識自主性的努力要求摒棄那種超凡脫俗的象牙塔幻想,深入辨析外部力量(包括市場與國家的力量)與知識場域之間的復雜關系。

          

           知識大眾化與壟斷的終結

          

           無論是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度,還是中世紀歐洲的神學研究與傳授,知識從來不是與世隔絕的事業。近代以來,市場與國家都更深地介入了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推動了知識大眾化的進程。

           首先,技術革命帶來了印刷術的成熟與普及,激發了知識傳播的一場現代革命。在18世紀的歐洲,書籍與報刊雜志的大量發行,伴隨著大眾閱讀的興起,開始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知識市場。知識并不等于商品,但由此獲得了明確的商品屬性。達恩頓(Robert Darnton)所著的《啟蒙運動的生意》提供了一個精彩的例子。這本書生動地揭示了法國《百科全書》出版史中的商業秘密:啟蒙的知識促成了一樁大生意,這是大革命前“整個出版史上掙錢最多的生意”。而這樁生意又推動了啟蒙運動的興盛。可以說,正是狄德羅(及其啟蒙賢哲的盟友們)與書商龐庫克的共謀合作,才推動了這場偉大思想運動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啟蒙運動遠不是純潔無瑕的,其中有商業邏輯的“威逼利誘”,也有與政府的交易、妥協與周旋。但如果沒有龐庫克代表的市場力量的參與,很難想象啟蒙思想的影響力可以達到如此的深度與廣度。商業邏輯支持知識的大眾化,這既可能使知識“庸俗化”,也會讓知識獲得強健的生命力。

           同樣重要的是,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出現了“國民經濟”與“國民教育”的概念,極大地激發和促進了知識走向大眾化的發展。知識始終具有特定的門檻,但呼應著國民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進程的歷史潮流,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得以越過這個門檻成為“有知識的國民”,變成了一種正當的要求。義務教育制度應運而生,有閱讀能力的人口大幅上升,更加擴展了大眾讀物的市場興盛。這推動了文化的現代轉型進程:將擁有知識從少數精英的特權轉變為普羅大眾的基本權利。知識并未就此喪失其權威標準,但抵達這一標準在原則上是人人可為的。知識標準也隨之演化為多樣分層的體系,典型地體現為教育資質分級與學位等級制度。

           由此可見,市場與國家對知識的影響完全可能有積極正面的維度,這當然并不是說我們無需警惕外部影響對知識自主性的侵蝕,而是強調對這種影響的復雜性與兩面性需要予以更細致的甄別和更中肯的評價,也需要注重考慮具體形態及其脈絡。

           今天我們正在見證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互聯網對人類交往模式造成了巨大的結構性沖擊,生成了持續不斷的壓力和動能,促發著知識教育事業的變革,其深遠影響還遠未結束。

           首先,傳播手段的多樣化正在挑戰學校教育的壟斷地位。在互聯網技術普及之前,現代教育極大地依賴于體制化的學校教育,知識市場只是發揮著學校教育的輔助功能。從1980年代初開始,中國出現了豐富多樣的校外教育機制:從知識教育類的讀物,到各種廣播和電視教育節目(特別是外語教學);從針對少年兒童的“補習班”,到面向成人的培訓課程,不一而足。但所有這些機制都只是學校教育的補充。然而,當網絡技術應用發展到新的階段,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高品質的遠程在線課程,這對傳統的學校教育的影響不只是補充,更是一種挑戰,其長遠的挑戰性還未被充分重視。

           在我看來,網絡在線教育將會帶來一種結構性的變革,就是從“傳授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轉變。比如,任何一所學校開設的經濟學導論課程,現在都會面對網絡在線課程的競爭壓力。學生很容易在網上找到上百種同類課程的資源,擇其優者來對標自己課堂上教師的水準。雖然教師仍然可以依憑注冊學分與成績裁決對學生擁有權力,但其知識的權威性將面對超越自己課堂(甚至是全球性資源)的競爭壓力。因此,選擇優勢正在轉向知識接受者一方,本校開設的任何課程不再是同類知識的唯一來源,接受知識有了更多和更優的來源選項。學校教育仍然具有資質認證(學歷和學位)的壟斷優勢,但這種優勢如果離開了其原本依據的知識權威優勢,終將不可持續。“教師越來越難當,學生越來越挑剔”將會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學校將會失去其知識傳授的壟斷地位。象牙塔并不會就此倒塌,但無論情愿與否,都將變得更加開放。

           其次,網絡時代帶來傳播方式的一個結構性變化:從“一對多”(one to many)的中心輻射方式,轉向“多對多”(many to many)的去中心化的發布方式。對教育而言,集中化的知識權威依賴中心輻射的傳播方式,也正在遭遇“多對多”傳播模式的挑戰。目前優質的網絡在線課程絕大多數是由名牌大學的優秀教師所提供的,而去中心化的進程將會溢出學院體制的內部競爭,將知識生產的權利向全社會開放。信息技術應用的新進展(包括移動用戶端的普及與在線支付的便捷)都為形成一個更加豐富多樣的知識市場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直面市場化的挑戰

          

           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準入門檻大大降低。任何個人或團體只要具備某種“稀缺性”的專長知識,就可能成為潛在的生產者和傳授者,進入知識市場。在魚龍混雜的知識生產者中,具有學院體制認可的資質(學歷、研究成就和教學經驗等)可能有助于提升其市場價值,但不再是決定性的。“銷售業績決定成敗”的市場邏輯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法律措施能夠制約一些嚴重的假冒偽劣者,但絕大多數水平低劣的知識產品只能依靠市場競爭來淘汰。

           由此,市場不只提供了一種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同時還建立了一種評判知識產品優劣的標準,這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教育的另類標準。“潘多拉的匣子”被打開了,其中蘊含的風險確實令人關切。

           我們知道,商品屬性只是知識的多種屬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識的價值也無法等同于其市場需求價值。知識市場的消費需求很難清晰體現知識的內在價值(探索和發現真理),甚至難以全面反映其功用價值。因為人的購買欲望是社會文化塑造的,也會受到廣告等行銷手段的操縱。在市場競爭中,天文學未必能戰勝占星術,嚴肅的心理學或人生哲學很可能敗給似是而非的“心靈雞湯”。有時我們甚至難以辨別淘寶網上購買的商品對我們的真正用處,更何況知識這種(兼具認知、精神和倫理意義的)特殊產品,其功用價值的恰當評價依賴于更具反思性的判斷。顯然,新興的知識市場無法避免“劣勝優汰”的風險,這對知識場域的自主性構成了明確而又嚴峻的挑戰。

           我們應當如何應對這個挑戰?徹底封殺知識市場,讓知識完全掌控在象牙塔的壟斷之中,這似乎是一個選項,但在新技術條件下幾乎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將損失知識市場的正面功能和積極意義。學院體制的知識生產和傳授,本身具有過度精英主義和學科規訓的保守性,需要接受反映時代變遷的外部力量的激發而保持變革的活力。具有900多年歷史的牛津大學,只是在1996年才創建了商學院,就是一個例子。至今仍然有人將商學院視為牛津大學的“墮落”,但如同歷史上“經院哲學”的沒落一樣,這種指責更像是學院保守派在“象征資本”競爭中的挫敗與焦慮的征兆,以捍衛知識自主性的名義來守護自身的文化資本,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如果傳統教育體制的壟斷終將結束,那么我們需要一個更開放的象牙塔。這意味著學院體制將接受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將此轉化為自身變革的動力。這也要求一部分心懷倫理與社會關懷、學術訓練良好的教師走出象牙塔,進入并改良新興的知識市場。改良并不是天方夜譚,這實際上是在藝術市場(音樂、美術和電影)中已經發生很久的故事,有許多經驗教訓可資汲取。如何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學會何處需要堅持、何處可以變通,如何讓講述變得更為明晰透徹并具有吸引力……以更為“用戶友善”的方式傳播知識的精髓,對于教師絕非易事,需要一種新的學習和磨礪。但只有當知識事業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場,才有可能將知識場域的自主原則滲透擴展到市場內部,建立“銷售業績”之外的信譽和評價標準,從而建立一個制約盈利壟斷一切的多樣化的良性市場。我以為,這是教育工作者在這個時代的倫理責任之一。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介入是最好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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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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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雜志 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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