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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綱:“中體西用”的真精神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5 次 更新時間:2019-08-18 07:24:16

        進入專題: 中體西用  

        李天綱  

           我做宗教研究,但學的專業是中國思想文化史。我看當代學術史,仍然是把它作為近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個大概念。這三十多年的學術重建,其實也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重建的一部分。我把從清末民初以來的中國思想,按著它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分為四個時期。在這四個時期中,“西方”一直是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議題。自李鴻章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以后,清末以來的學者一直都認為“古今中外”是近代中國文化的兩大命門。古今之變革,中外之沖突,成了中國社會的兩大議題,今天所謂的“改革、開放”也不例外。在那些持有民族主義和中國中心論立場的人看來,“中外”之大防,是比“古今”之崖岸更加重要的堅守,這種思想清末就有,比如京師同文館里學了幾十年英語,只會一句Good morning(早上好)的滿貴師生。按“中外”議題上的不同主張和實踐,大致地分為清末、民國、近四十年三個時期。今后的歷程算第四期,我們在前三期中客觀地談歷史,只在第四期中談理想,談未來,談可能性。這四個時期,分別采用某一種主義或口號,也選一兩個人物做代表,來描述大致的思想和主張。在此:我會把這四個時期看作是一次思想的循環和復歸,看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走過了怎樣的曲折,在沉潛往復中艱難重建。

           第一期思想在清末,我用“中體西用”來標示,人物代表則選陳寅恪(1890—1969)先生。陳先生是民國學者,但他的學術卻堅持了清末的理想——中體西用,與民國學界的“西化”主張并不混同。陳先生做的學術,明明白白是中國人的問題意識,隱隱約約又有很多新方法在里面。為什么說陳先生的方法是“中體西用”,我們可以看他的陳述,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我們知道,“中體西用”是“同光中興”中漢族士大夫的開明思想,陳先生自陳他的“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明確說明了這一思想淵源。

           這么多年來,“中體西用”是革命派,以及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的批判對象,很是不堪。嚴復嘲笑它是“牛之體”,配馬之用,牛頭不對馬嘴。這種批判在當時環境下是正確的。在張之洞的解釋版本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被用作政治口號,其實是要把清朝最后的專制統治,涂上表面上的“西式”油彩,來保存舊制度,李鴻章的說法就是說給清朝做“糊裱匠”。但是,“中體西用”的理論提出來的時候,遠比李鴻章、張之洞的解釋深刻,“洋務派”不能代表當時學人的想法,真正的“中體西用”不是這樣解釋的。“中體西用”在一開始不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更不是一個政治保守主義的說法,相反是一個更好地接受西方現代學術的理論。張之洞在清末的政治行為,不能代表“中體西用”學說;陳寅恪先生在民初的學術主張,倒是真正實踐了“中體西用”理論。

           “中體西用”原來是基督徒學者提出來的,是他們利用傳統的書院制度,提倡和學習西學,改造科舉制的做法。學校借用傳統的書院體制,這是“體”;書院里傳授西學知識,這是“用”。上海的傳教士學校中西書院(1881)、中西女塾(1892),就是這個意思。后來,戊戌變法前后各省舉辦新式學校,都叫“中西學堂”,都是從傳統書院改造過來的,上海的格致書院、徐匯公學提倡,蔡元培在紹興辦“中西學堂”,李提摩太在山西籌備“中西大學堂”,都是這個意思。大家要注意,當時中國還沒有針對“西學”的“保教”理論,康有為版本的民族主義還沒有形成。在“中外熙洽”的氛圍中,大部分人覺得西學有助于中國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傳教士認真地說:“救世教成全儒教。”這個時期的學術既有中國的根底,又是中國的問題,同時在引進西學,解決當時的問題,這是陳寅恪先生父、祖一輩從事的,也是他自己喜歡的。

           1896年之前,基督教批評中國文化的裹小腳、吸鴉片、論風水等是有的,但全面否定儒教的理論是很少的。因此,說清末士大夫的保守,一般是指他們的故步自封的惰性,以及面臨“教案”時的激憤,而不是針對“西學”的系統排斥。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容閎等提倡中西交流,一直到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清末兩代人的思想基本上在“中體西用”的框架下形成的。甲午戰敗后,康、章一代學者意識到清朝和儒教的全面危機,開始激進。很多人認為康有為是“文化保守主義”,我看他倒是“文化激進主義”,他的“儕孔子于耶穌”的說法,暗含著“全盤西化”的思路,抬孔子,改孔教,最后卻害死了儒教。

           第二期思想自然是以胡適為代表,標語就是“全盤西化”,而尤以北京大學文學院為陣地。胡適把自己的口號修正為“充分世界化”,這就沒有什么大問題了。但是問題不是口號,而是做法。1915年的《新青年》、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人過四十該槍斃”,還有“線裝書統統扔進茅屎坑里”,這些話說出來以后就是板上釘釘了,后來建立的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確實有人去實踐“全盤西化”“全盤蘇化”。第二期的“新青年”們覺得中國文化不行了,真理只能從西方輸入。他們也確實是言必稱希臘、羅馬、莫斯科。

           民國初年的學術本身是不錯的,清末中西會通,沉潛往復的探究精神保留在清華、燕京、交大、東南、圣約翰、震旦、復旦等各類高校中,陳寅恪先生讀過復旦,游學海外,在清華教書,就是其中之人。1906年科舉制廢除以后,各省建立的大學都獨立運行,自由發展,有國立、省立、私立、教會等綜合體系,并不是像日本帝國大學以及德國、法國大學區制度那樣的中央集權體系,和美國比較像。中國的教育傳統深厚,書院林立,幅員龐大,生源充分,這個多元體系是比較合適的。民初高等教育繼承了明清書院的講學風氣,獨立辦學,自由競爭,民間有熱情,政府也投入,初創之功甚偉。我們看到,馬相伯在徐家匯辦了震旦辦復旦,到北京后又籌辦輔仁,說著說著就辦成了。民國初期的中國學術,理工科還不比歐美,但是就學術思想來講,并不落后許多,文科尤其如此。不要忘記,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也是在20世紀以后才發展成型的。

           但是,民國教育也有一個大問題,就是黨派意識形態對大學、研究院的影響越來越大。1928年以后,“收回教育權”運動,教會、私立大學的空間越來越小,大學區制度推廣后,政府財政集中投入到中央大學,“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開始進入校園。在這個過程中,“全盤西化”的治學主張處處可見,先是“全盤歐化”,搞德、法大學區制,后是“全盤蘇化”,所有學科都聘請蘇聯專家。而且,無論推行什么主義,都是采用轟轟烈烈搞運動的激進方式,而不是溫和的學術方式討論。在此過程中,西學的翻譯、介紹、實施并沒有大的突破,反而還有倒退。這樣的情況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到了我們這一代人開始反省,“全盤西化”可不可以再做下去,這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一代人中最關心的問題。

           第三階段是我們時代的問題,用誰來做代表呢?就用李澤厚吧。李澤厚現在的看法改變了,1985年復旦大學召開中國文化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他在會上提出“西體中用”。他的發言稿當時由我記錄、核對后發表。“西體中用”是《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先提出的,李澤厚擴展了這個概念。李澤厚講: 為什么要用“西體中用”這個詞,“其目的是想與‘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相對立”。“西體中用”的概念提出后,李澤厚也沒有認真定義,詳細論述,只是說“西體中用”和“中國化”“中國模式”差不多的意思,“我的‘西體’實質就是現代化”。這個概念提出來的時候確實有點隨意,但是我們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仍然是死死地盯住西方,認為“現代化”是一種輸入的東西,而不是我們自身可以發展的東西。改編龔自珍“藥方只販古時丹”的說法,我們想的是“治病全賴洋藥丸”。當然,治不好的病也就全部怪在“西方”頭上,怎么洋老師給的藥又是不靈?因此很多人又反過來批判西方,說他們賣的是假藥、毒藥,回到了原教旨的民族主義。

           我理解李澤厚、黎澍的“西體中用”,是要把張之洞版本的“中體西用”反過來,兼而對“全盤西化”做出修正。就是說,以西方制度為基本,涂上中國文化的色彩,以西方制度為本,以中國文化為用,相當于教義傳播中的“本土化”。我一直在思考,采用“體用二分”的方法,講“西體中用”,實現政治體制的現代化,意思大概是對的。1898年張之洞《勸學篇》中的“中體西用”其實是一個文化保守理論,但在隨后的革命思潮中,由于他的保清立場,被批評為一個政治保守主張。中國搞現代化、全球化,應該采用全世界通行的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這不是問題。問題在于中國文化是否也要“西體中用”,人文學者研究的哲學、宗教、思想、歷史、文學、語言、文字等“傳統文化”并不能隨便替換,主體變更。“西體中用”的模式,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界顯然是不行的,但也不是沒有做過。曾經想用“羅馬拼音”替代漢字,普及“世界語”為通用語言,用某一種不斷更新的“先進理論”來解釋一切,都屬于這類行為。

           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當然有關,但它不是文化問題本身。中國的主流學者似乎還沒有充分注意到“政治進步”和“文化多元”是20世紀最重要的兩項精神遺產,兩者并行不悖。或者說,具有“現代性”的制度,逐漸“現代化”的生活,是可以和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同時發展的。最近十幾年里,我們討論“亞洲的現代性”“江南的現代性”,都是在“文化多樣性”前提下討論“普世價值”。近年來有機會和一些印度裔的學者對話,他們提示說印度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卻并無違和地建立了憲政和民主,而中國似乎走的是另一條相反的道路。回到民國初年,章太炎等人一面整理“國粹”,一面主張憲政、民主和自治,還和日本、印度學者一起討論“東方文化”,這是一種與“五四”以來“西化”主張不同的思路。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這樣的關系有點像基督教講的“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一個教訓就在于混淆了政治與文化兩個不同概念,兩者糾纏在一起,承擔了不必要的責任,最后出現了毀滅性的結局。

           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再到“西體中用”,中國學術界是否找到了與世界各民族的現代文化的相處之道?下一階段,中國學術界會用一個什么樣的理論來總結我們這“古今中外”的一百五十年呢?我覺得,中國學者處理中西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還是應該回到“中體西用”的模式,中西熙洽,文化會通,文明對話,近代中西文化關系的第四期應該這樣發展。我當然知道“中體西用”在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話語中,是一個被批臭了的名詞。張之洞用過“中體西用”,用來為清朝政治保駕,成了一首挽歌;嚴復批過“中體西用”,批為牛之體,配馬之用,不能接在一起。但是,以我的體會,張之洞的版本,不是“中體西用”的真正含義。陳寅恪先生,還有錢鍾書先生的治學實踐,即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那才是“中體西用”的真精神。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談藝錄》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他認為說中文,用漢語也能像西方學者一樣講哲學,講思想,講藝術。西方漢學一直有一個看法:中國文化是很了不起,用中文講詩歌是行的,講文學、藝術是行的,可是講概念、形而上這些東西就不行,中國就沒有邏輯,沒有科學,沒有哲學,沒有形而上學。別看陳寅恪、錢鍾書等先生做的是考據,其實他們是憋著一股勁,要把中國的學問說出來,說到中國人懂得,外國人佩服,古今中外融為一體,這種以中文為本,參照西學的新學問,才是真正的“中體西用”。它是中國學者從自身的文化出發,站在中國的實際,學習世界,跟世界融合,借鑒人類經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這是我們今天的“中體西用”。

        我并不是在這里重新編排“中體西用”,這個解釋版本的“中體西用”早就有人說過。這些人是誰呢?就是同光年間上海的報人群體,如沈毓桂(1807—1907)、王韜(1828—1897)和林樂知(Young J. Allen,1836—1907)。大家可以看我們三十年前編的《〈萬國公報〉文選》,其中有“中西書院掌教”沈毓桂寫的《西學必以中學為本說》(1889)一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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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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