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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陽:身心與本體:《論語》作為儒經樂教論的格義考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25 次 更新時間:2019-08-16 10:19:24

        進入專題: 禮樂     儒家     論語  

        徐向陽  

          

            禮為地之則,樂為天之和。孔子是從音樂的德性本體立場來決定其審美價值取向的,樂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一切的音樂并非只為耳目之享受,皆在于德性之養護與人格之提升。在《論語》的音樂世界中,孔子將理智與情感合一、道德與藝術合一,將音樂提升到人的“性情之正”的高度,肯定人與生而萌發的仁心。《孟子·萬章下》就有對孔子“金聲玉振”而“集大成”的贊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音樂是心靈感受外物震蕩后的自然表現,它以藝術的形式作用于道德教化。經由音樂的陶冶,可以將剛性的禮儀化為內心溫煦的隨性自適,進而可以成圣成德;而道德一旦滲透進音樂,則可以使音樂在“美”的基礎上融合“善”,達到“美善合一”。音樂不僅是娛樂的方式和表情達意的方式,還是傳遞思想、道德、倫理主張的重要形式。

             一、政治美學形態:思齊與教化的統一

             禮樂文明強調通過教化使社會規則內化為人的尺度。“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通過明教、守禮,達到社會久安和睦。音樂的道德教化指向于“和”,它具體顯現在自上而下、由遠及近、由外而內的人際關系中。樂有廣泛的社會作用,所以“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論語·陽貨》)。面對禮崩樂壞,孔子把禮樂制度這種外在的形式與主體人的內在道德修養和行為聯系起來,視仁為統領禮樂的靈魂,認為只有具有道德理性自覺的仁人,其行為才能自覺地遵守禮樂或合乎禮樂制度。孔子由此構建出中國詩學世界中的德性本體。

             “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孝經·廣要道章》)。《易》以雷出地奮比象音樂,肯定音樂震動萬物、催醒眾籟的力量。‘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禮樂是輔助治國治民的工具,音樂可以起到化心、易俗的作用。樂冶心性,禮節行止,其結果就是使人內心和樂而無怨,行止莊敬有序而不爭,究其根本,則是通過以禮樂治人,邦家士人陶然之樂,志氣砥礪,達到國安民順,內無蕭墻之禍,外無寇仇凌侵。在周禮中,禮與樂是相輔相成的,禮不僅為等級制度的規定和要求,社會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及其貴賤、尊卑都要由禮來加以區別。

             《論語·陽貨》記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強調禮與樂不止于器物層面的功用,還有著超乎禮器和樂器之上的“道”的價值。玉帛是行禮時所用的物品,鐘鼓是行樂時的樂器。人因為有敬心,所以用玉帛來表現,這就成為了禮;人心中有中正平和之氣,用鐘鼓來抒發,這就有了樂。如果不能發揮禮樂的這種作用,僅拘泥于鐘鼓玉帛這類外物,所行之樂就徒有其表,流于淺俗。由此可見,孔子認為禮樂的社會功能在于輔助治國安邦。孔子對待音樂,既注重技巧更看重內容,既講究藝術性又強調政治性,‘放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鳴嗷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史記·樂書》),所以才會“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即是說,鄭聲對雅正音樂的破壞,有傷風化的音樂對人是有害無益的。“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禮記·禮器》)。樂修內而明心見性,禮修外而德充廣大,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人的行為總是受思想支配的,禮的作用只能規范人的行為,而樂的作用則在于規范人心,使人不產生悖禮的念頭,樂教也就從根本上踐行了禮。禮的本源就是人心之仁,所以如果做了悖禮之事,人心之仁就將喪失,行為就有違中道,傷身害己;而仁一旦喪失,人群間的相互關系也將發生混亂,從而必將引起社會的動蕩。“八俏舞于庭’、“三家者以擁》徹”,孔子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論語·八佾》)魯國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舉行家祭,舉樂歌詩以娛神。《雍》之篇為周天子舉行祭禮臨撤所唱之詩,三家亦唱《雍》詩撤祭饌,即為僭越。禮樂不僅可以顯現為制度文明的層次,亦可以表達個體情感的喜怒哀樂。孔子認為季桓子屬于卿,只能用四俏之舞,他卻僭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俏之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禮為陰,樂為陽,但樂亦有著批判乃至毀壞國體的強大力量《論語·微子》記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日“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車,欲與歌者相言,對方卻“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也。該篇又載:面對禮崩樂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人于河,播鼗武人于漢,少師陽、擊磬襄人于海”。樂師隊伍瓦解之速,恐怕是當今《樂經》不傳于天下的源頭所在。

             二、和美之境:涵養情性的倫理核心

             音樂者,譬猶“藥”也,雅樂可以正心養性,情合于中。孔子所謂的有益的音樂已超越了音樂情緒等外在表現,而直接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它可以滌除私欲,利于德性的養護。音樂直接作用于心靈并調和精神,與音樂交互融合推動人性的細密與輕盈。“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禮記·樂記》)。由于聲音是由人內心與外物相感應而形成的,因此它就可能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即人盲目地跟著外界的誘惑向前發展,果如此,那么其天性中的善性就會被削弱,就不免被引導到邪惡的道路上去,干出種種違反人倫道德的事情來。故而孔子一再標舉和推尊雅樂的正統地位,痛斥鄭衛之音。他對諧和與中庸的訴求反映了強烈的精英審美趣味,與這種精英審美趣味相關,孔子對雅樂與淫樂的揀選原則反映了強烈的精英與大眾劃界意識以及反大眾文化意識。玉帛象征著禮的意義,鐘鼓表達著樂的內容,孔子把這種音樂觀貫穿在其“克己復禮為仁”的中心思想中,主張音樂要為仁服務,配合禮起到教化目的。“仁者愛人”,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算是合乎真正的樂。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一書中指出:“‘禮樂’不在外表,非外在儀文、容色、聲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別是內心情感。”顯而易見,孔子重視的,不僅是音樂本身的美,而且是音樂所要傳達出來的東西,是音樂的內核,即“音樂的善”。

             對于音樂,孔子有著高超的造詣,曾“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論語·泰伯》中有這樣的記載:“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述而》則有這樣的記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表明在中國音樂史上,孔子第一次使用了聯類通感的方式表達對雅樂的快感體驗。“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論語·述而》)表達了孔子對于高超音樂技藝的贊嘆之情及謙遜的態度。孔子一方面重視音樂的內容,另一方面又很重視音樂的形式,主張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論語·雍也》中有這樣的記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把音樂內容稱之為“質”,把音樂的形式稱之為“文”,認為質如果超過了文就顯得粗野,形式如果超過了內容就顯得空疏,文質應美善諧和、相輔相成。在音樂美學的發展史上,孔子對藝術內容美和形式美的區分,其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的主張,以及將“善”作為對音樂藝術作品進行評價的最基本的標準,強調音樂所具有的倫理道德使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雅、頌是音樂中禮教的核心,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孔子“正樂”的目的就是使“《雅》、《頌》各得其所”。從衛國返回魯國時,孔子已是67歲,使雛》樂、《頌》樂得以合理的分類,讓它們各自回到理所當然的地方。民間音樂雖不斷流傳并一直對雅頌之樂形成一定影響,但眾多民間音樂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不能全部被執政者接受,因為“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記·樂記》)。音樂的目的在于教化,鄭衛之聲、桑間濮上之音之所以成為排斥的對象,就是因為“鄭聲淫”,不符合人道之正的要求。孔子認為《詩經》“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說明它的采集符合中和思想,契合禮義,無傷風雅。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可見,《關雎》是符合無過無不及的“中和”標準的。故北宋思想家周敦頤說“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炎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通書·樂上》)。

             《禮記·樂記》日“禮者別宜,樂者敦和。”禮樂非外在強加的行為規范,而是體現為個人體仁踐履時內心生出的愉悅情感。子路問孔子怎樣才算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回答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孔子說像臧武仲那樣聰明,像孟公綽那樣清心寡欲,像卞莊子那樣勇敢,像冉求那樣多才多藝,再用禮樂加以熏陶,則可以成為完美的人。儒家認為音樂與禮義、仁德關系密切,音樂應“發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序》)。它要求“美善相樂”《禮記·樂記》),“中和”思想中的善和美,最先體現在孔子學說之中。“樂而不淫”的音樂要受禮的節制,以禮約束放任無拘的感性欲望,用音樂來擴大人的人格力量,音樂表現做到了“思無邪”,思想感情才會中正無邪,使個體生命在禮樂中渾然無礙、盡得大方。音樂應表現仁德,《論語?八俏》云“人而不仁,如樂何?”充分發揮音樂“和”的特點,宣揚仁德、仁政,使關系和睦、國泰民安。孔子認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是音樂表現的最高形式。美是道德的象征,音樂藝術應該可以反映人們真實的痛苦和情感,一旦道德準則來對感性進行制約,那么在快樂之中就不會失去理智,不會因為過度濫情而形同禽獸。禮指的是人的身體原則,而樂則代表著人的精神向度。“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是君子進階的幾個層次。孔子認為,“樂”是教育完成的最后階段。音樂并非只是發現萬物本源的中間過程,而是萬物之源的體現。音樂貌似無用,實乃大用,詩是性情的產物,在誦詩的節奏中人心受到鼓舞感動,意志興發而不能自已。制禮作樂就是要仰觀俯察、取法天地萬物,然后知道怎樣依本源而居。而禮以恭敬辭讓為本,人若要卓然自立,不為外物所動搖,就必須立足于禮”“樂者,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學其俯仰疾徐周旋進退起迄之節,可以勞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廢弛。束其血脈,使不至猛厲僨起。而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學者之所以至于義精仁熟而和順于道德者,每于樂得之。是學之成。”學者通過習樂,達到義精仁熟、和順于道德的境界,當習樂有得時,人就達到了問道化心、知樂聞性的人生境界。

             音樂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場所。孔子讓人們掌握音樂的目的,不是“極口腹耳目之欲”,而是用來抒發人的思想感情,陶冶情操而愛人達人。音樂有修身養性、和樂家國之功能,是進行自我教育不可缺少的手段,是培養社會有用人才不可或缺的工具,是衡量一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統治秩序的尺度。《禮記·文王世子》記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樂無關知識、技藝,而直接作用于心靈。孔子以后,“美善合一”的標準就成為儒家音樂審美的基本原則,而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張,正是遙接并發展了孔子的學說。

             三、仁為樞紐:觀風易俗群治之能

          禮的作用是分別親疏貴賤,樂的作用是將親疏貴賤的人群團結起來。禮樂的這種對立統一,形成了個人在身份歸位的同時對于家族與國家的整體認同與歸屬感。有子日“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既強調了“和為貴”的愿望,又指出“和”是禮的精髓,不能無原則地為和而和,而是要依于守禮。在孔子的思想中,禮樂是合而為一的,故孔子講禮必兼言樂。《論語·八俏》記載“子曰:人而不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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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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